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日前稱，調查組將對浙江張高平叔侄冤案的原辦理過程中公、檢、法各部門辦案環節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調查，并將根據調查情況，嚴肅依法依紀追究責任。其中就包括案件審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她曾被稱為“女神探”。法學界權威學者表示，對司法的監督不應只依靠“攔轎申冤”。
去年3月26日，張高平和張輝叔侄倆被宣告無罪釋放，回到了闊別十年的家鄉。
一晃一年過去了，他們的身體擺脫牢獄，他們的心是否已經歸于平靜？是否真正開始了新生活？
“10年前，100元能用很多天，怎么現在100元打開了就沒有了？”張輝感慨花錢如流水。
這一年，叔侄倆各買了一輛寶馬車。張輝說話間，不時和女友用微信聊天。
叔叔張高平：摳門和雄心
“算計”到女兒頭上
上周六，歙縣下著細雨。早晨8點，七川村的老人已經三五成群地在聊天。
“張高平，有人找！”三哥張高真對著樓上喊了一嗓子后說，“還在睡覺呢。”不一會兒，住三樓的張高平小跑下來。他一邊給記者遞煙，一邊沏茶，“這是鐵觀音，我讓朋友買的，（一斤）要1000多塊呢。”
下午的時光，對張高平來說，最難打發，所以他常去村里的棋牌室看別人打麻將。
村里的男人打麻將，輸贏常常好幾千，甚至上萬；女人打麻將，至少也是10塊、15塊的。“我連兩塊五的麻將，都很少敢打。”張高平說，“自己入獄前，也是賭的，有時不出車，一天能輸掉幾千，有時一天也能贏幾萬。等我以后掙錢了，也會玩大的。”
只要看到熟人，張高平都會熱情地散煙。他的煙癮不小，每天要抽兩包20塊的利群。“你十幾年前就抽20塊的迎客松，現在怎么還抽20塊的？”村里有熟識的人常揶揄他摳門，把錢看得比命還重。
前些日子，女兒要買iPad，被張高平阻止了。他還跟兩個女兒立了規矩：借錢要還。“女兒們罵我摳門。”張高平想讓女兒幫著每月還1000元房貸，被拒絕了。
女兒們覺得，一場牢獄讓老爸變了很多——從前花錢大手大腳，現在斤斤計較，居然還“算計”到女兒頭上了。
賠償款“不敢亂花”
七川村里，隨處可見三層小樓，張高平家的瓦房老宅顯得格外惹眼。新房子沒蓋，也是張高平沒正兒八經找對象的一個原因。“沒房子，別人來了住哪兒啊？”
“國家賠的錢，不是靠本事掙的，我不敢亂花。”張高平從賠償款中，拿出一部分買了一輛紅色寶馬，又在屯溪買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剩下的則交給做生意的侄子打理。
張高平算了算賬，每月伙食費約1000元；一天兩包煙40元，一個月1200元；寶馬車的油費一個月一兩千元；房貸每月還3800元；還有買衣服等其他生活開支1000元。加起來，每個月要花掉差不多7000塊。
“別人都在忙，我天天在家玩，太無聊，就想找個工作。”以前在監獄時，張高平跟獄警抬杠，斗得很有勁，回家后沒事做，反而覺得無聊。
遇上天氣好時，張高平就開著寶馬車，到縣城去，和建材店、瓷磚店和賓館的老板們聊天，聊些生意怎么做、好不好做之類的話題。“生意不好做”是他得出的結論。
那輛紅色寶馬車以及屯溪的房子，都是張高平買給女兒的。“等女兒拿到駕照就給她開，我以后要換輛奧迪A6開開。”張高平說，“一年掙幾萬塊或十來萬，我不想搞。要是一年下來，能掙幾十萬，那我就感興趣了。”
“心很大。”張高平這樣評價自己。
侄子張輝：收入不錯，準備結婚
努力接軌新生活
剛出獄的時候，張輝覺得什么菜都好吃，“尤其是雞鴨魚肉，覺得特別好吃，好像有幾個月連續吃都吃不膩，現在才能平常地對待葷菜。”張輝說，他覺得家鄉變美麗了，高樓大廈多了，許多事情變化太快，讓他接不上軌。
“以前甘蔗只要1塊錢一根，等我出獄后賣10塊錢一根，大的還要15元，我感覺變化太快了。”張輝說，100元一打開就沒了，以前能用好些天。
物價的變化很快就能適應，但如今轉賬、信息查詢、購物都通過手機，張輝有點吃不消。為了盡快掌握新技術，張輝買了一部iPhone 5，在朋友的指導下，他已經能熟練地使用微信和女友聊天。
如今的張輝，和堂弟們一起做工程項目，一年算下來能賺到20萬元，就是每天都非常忙。張輝的父親張高發鼓勵兒子說：“忙是好事，說明你還有用。”張高發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國家賠償的錢是本錢，不應該用來揮霍，而他的寶馬車一年維護費就要五六萬元，所以他讓兒子一定要能夠掙到自己乃至成家后的獨立生活費。
張輝回家不久，給他找女朋友的事就成了64歲的父親張高發的“心病”。張輝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現在都已經39歲了。
張輝和一些20來歲的女孩聊過后，總感覺哪里不對味。“我感覺自己還遠沒有跟上她們的節奏。”張輝這樣詮釋他對年輕女孩的看法，他甚至詢問記者，現在的女孩都是啥想法？
在張輝眼里，人品、工作、家境、相貌應該是最重要的標準，但張輝在相親時總被問：“有房嗎？有車嗎？房子在哪里？什么車？”
相親失敗買寶馬
歙縣七川村，張輝家門前的土路上停著一輛白色寶馬車。這是去年10月，張輝和叔叔張高平一起去浙江買的。
之所以買這輛寶馬車，直接的導火線是相親失利。
去年，一個朋友給張輝介紹了一個女孩，兩人感覺蠻合得來的。“前一天我倆還好好的，第二天人家就到我家來說不行了，說了許多理由，什么性格不合呀，相處不來呀。”張輝郁悶地說，他事后才知道，這個女孩和其家人，“說我們家因為冤案，父親找人打官司，已經傾家蕩產了，賠償的那點國家補償只夠還親友的借款。人家女孩就是因為嫌我家里條件不行，才找了理由推脫的”。
這個事情刺激了張輝。
隨后，他和叔叔到浙江一人買了一輛寶馬車開了回來。
出獄后，國家和浙江省都給了一筆補償，叔侄倆手頭都不差錢。
去年年底，張輝在親友介紹下，認識了歙縣的一個女孩小艷（化名），“30來歲，人感覺很不錯”。
“她在浙江打工，今年5月將到我家里來，算是都見過雙方父母吧，若一切順利，將盡快結婚。”張輝笑著告訴記者，已經有記者們在電話里告訴他，若結婚時，一定要通知他們。
錯案非“女神探”一人之責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員屈學武認為，造成錯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從目前來看，我國地方法院判案的獨立性是不夠的。”屈學武說，“像張高平叔侄這樣影響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審委會決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領導層拍板的。所以，追究這樣的錯案，會牽扯到很多官員。”建立有效的錯案追責機制沒錯，但是，“一概而論、一竿子打到底”的錯案追責，可能導致將來出現“反效果”。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4月9日說，調查“并非只針對聶海芬一人”。法律監督不能只追責一個“女神探”，而應成為制度性安排，這已是學者的共識。
叔侄分獲110萬國家賠償
10年冤案昭雪后，張輝、張高平倆叔侄分別獲得110萬的國家賠償，賠償主要由侵犯人身自由權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兩部分組成。
張輝、張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經再審改判無罪釋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日。根據《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浙江高院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侵犯人身自由權賠償金65萬余元。
同時，綜合考慮張輝、張高平被錯誤定罪量刑、刑罰執行和工作生活受到的影響等具體情況，叔侄二人分別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45萬元。其他律師費、醫療費、車輛轉賣差價損失等其他賠償請求則不屬于國家賠償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