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心理不平衡
博士王勇是去年臘月二十回到家鄉江蘇揚州的。他在美國獨自生活了七年,這次回家是帶著換個環境的想法。長時間在美國生活,他連自己的身份證號碼、老家座機號碼也記不清了。
自從四年前,讀博士期間的王勇回過一次家后,他的父母每到春節都期待他回鄉,而去年隨著王勇學業結束,這份期待更加急切。2013年11月,王勇的母親在電話中告訴他,親戚們給他物色了個合適的女孩,只等王勇回來相親。
2014年1月20日(農歷臘月二十),王勇乘坐的飛機抵達上海浦東機場,迎接他的是張濤,王勇在大學時的同學,現在上海做化學藥品銷售。晚上,張濤帶女朋友一起請王勇吃了頓飯。飯后,王勇獨自回到賓館的客房內,他聯想到自己在美國的單身生活,“突然覺得很孤單,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第二天,王勇帶著兩個旅行箱奔向上海長途汽車站,他的壓抑感更加強烈,“四年沒回家,我對國內春運現象很不適應,覺得人多。”
當天晚上,王勇被堂哥王杰一行人接到鎮上的一家酒店吃飯,四年沒見面,親戚間自然對王勇在美國的生活比較好奇,他們問王勇在美國能掙多少,王勇說一年30多萬元人民幣。接著話題又轉到談論婚姻、房子、車子的事情。在親戚們互相攀比的談話中,王勇越發覺得自己沒有什么留美博士的優越感。
事后,王杰回憶起來,親戚關于汽車、工資的談話無非是說明家鄉近年來發展得好,并不想刺激王勇。王杰后悔幾天后還帶著王勇參觀他的新房。那時,他的妻子把在鄉下蓋的小別墅照片給王勇看。
臘月廿一,他的母親王文英覺得兒子不對勁,那天早上6點鐘,王文英起床后發現王勇坐在床上。她問兒子為何起這么早。王勇說自己睡不著覺,煩神。問他煩什么,王勇說“我不如人家,沒讓你和爸爸過上好日子”,王勇講話時不停地搖頭。
第二天王勇去二堂姐家玩時同樣受到刺激,堂姐家裝修堪稱豪華。下午回家路過金店,王勇想給母親買條金項鏈,但價格都在幾萬元以上,完全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經過連續兩天的觀察,王文英懷疑兒子得了抑郁癥,但她又不好跟別人說,她悄悄對丈夫王德來表露自己的擔憂,丈夫反而罵她。
在家里待三天后,王勇想出去找同學和校友玩玩,臘月廿三到昆山、上海,臘月廿四去了海門。他見的幾位同學分別在銀行、船舶廠、科研企業工作,個個有車有房有對象。
外面轉了一圈,臘月廿五中午,王勇回到老家。“一個人在外面漂,工作辛苦,還不如當時在國內發展。”當晚,王勇到堂哥家聊天時說。
農村飛出的鳳凰男
王勇的父親王德來已過六旬,小學文化,身體瘦弱,以前做瓦工,農閑時到建筑工地打零工補貼家用。2001年王勇考上高中那年,王德來經人介紹到槐泗橡膠廠打工,一年后,因操作機器失當,雙手部分手指被壓斷,被鑒定為4級傷殘。事后拿到一次性的11萬元賠償金。這筆錢后來主要用在王勇大學期間的費用和日常家庭開支。那次工傷事故過后,王德來一直在鄰近的幾個村莊收鵝毛。“但錢還不夠自己生活費”,王文英說,每到端午、中秋、春節前后,丈夫都去附近村民家收零星的鵝毛,然后曬干賣出。臘月廿七,是他最后一次冒著嚴寒外出收鵝毛。
王勇的母親王文英今年56歲,初中文化程度,在槐泗鎮個體服裝廠做縫紉工,需要加班且承擔大部分家務,所以常常忙到深夜。他們家主要的收入靠王文英,一年的毛收入不超過3萬元。
盡管家境困難,但兒子從小到大從來沒讓他們擔心過。王勇高中考上邗江中學就住校宿舍。每逢放月假回來,王勇總是帶著一布袋的書,而村里和他年齡相仿的人也很難見他出來玩。等到考上中國科技大學,他幾乎成為村里爭相傳頌的人物。“大來子手患了殘疾,但幸虧兒子很出息。”這是村民對這個家庭的粗略印象。
對于一個擁有4000多人口,每年僅僅出產個位數大學生的林橋村來說,王德來家出了個留洋博士簡直是鯉魚跳龍門般的故事。
王勇家在林橋村的位置算是偏西的邊角屋,距離前后左右的鄰居都在20米以外。它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王德來夫婦辛苦攢錢建起來的。建成后,家里一直沒有余錢將其裝修。
王勇每一次去親戚或者同學的家時,都會暗自將自己的家拿來比較一番,而結果常讓他自責。臘月廿八下午,王勇的母親喊他去叔叔王德奎家洗澡,本意是想讓王勇洗得舒服點,但王勇去看了叔叔家裝潢很好,心生愧疚,覺得對不起父母。
回到家后,他想到要自殺,但自殺后父母怎么辦,“不能讓他們承受第二次更大的傷害,索性帶父母一塊走吧!”他當時把這個瘋狂的想法寫在平板電腦的記事本文檔里。
堂哥王杰回憶,王勇回家后情緒上表現越來越敏感。“在我家視頻時,經常跟我重復同一個話題,說無法融入國內生活,國內網絡不好,物價貴,環境差,跟不上身邊人的節奏,無法在國內找到工作。”
相親失敗壓垮心理
臘月廿八,是王勇見相親女孩的日子。女孩是公道鎮一名北大畢業的女孩,那天下午,王勇給女孩發去短信,隨后約到鎮上一個賣甜點的店里見面。“我們比較有話題,她名字記不清了,姓袁,二十七八歲,在深圳的騰訊公司工作。”王勇在看守所回憶道,他見面后感覺女孩比自己優秀,但怕追不上人家就干脆主動放棄。
晚上,王勇的母親也責備他。面對母親幾日來的勸解、開導,他開始意識到自己該要振作一下,“當時,我把這個女孩當作救命稻草,希望從她身上找到一種歸屬感。”王勇就主動給女孩發去短信。但很遺憾的是,這根稻草不是救命的,而是壓垮他心理的最后一棵。
王勇一共給女孩發出五條短信,一直求女孩給個機會,等了一夜沒有回復。第二天早上,王勇又給女孩發去一條短信“早上好啊”,依舊沒有得到回復。
悲觀、失落、自卑各種心情都錯綜交雜在一起,王勇又想到,當天是農歷臘月廿九,親戚到中午都要來家里祭祖吃飯,他擔心被問到和公道鎮女孩相親的進展,“我越想越鉆進了一個死胡同”。他兩天前那個瘋狂的想法再次浮現腦子里———把父母一起帶走。
他對自殺后的家庭狀態也有一番考慮,“如果我一個人自殺了,這樣對父母親很殘忍,他們不希望白發人送黑發人,把父母親殺掉,然后再自殺,一家三口都死掉,每個人都輕松,誰都不會痛苦。”
王勇起床后在院子門口站了大概3分鐘,“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覺得有了想法之后,就一定要去做。”他看堂屋大門正好一塊擋風用的紅色磚頭,拿起來走向廚房,到了父親后面,用磚頭朝后腦猛拍一下,還沒等王德來反應過來,撿起砧板上一把菜刀,往父親王德來的頸部割了一刀,鮮血頓時滴在地上。
接著,他拿起刀和半塊磚頭,穿過堂屋,想用同樣的方法結束母親的性命。母親王文英看到王勇發瘋一樣,就大喊“救命”。
鄰居王宏亮和王德奎等人先后趕來,所幸的是王文英活下來,而王德來幾天后死在醫院里。
一直有周期性郁悶
2014年2月14日,王勇被揚州市邗江區檢察院批準逮捕。案件初期審查的檢察官偰錦良說,公安機關已委托揚州市五臺山醫院做過精神病鑒定,王勇被判定為無精神病性癥狀的抑郁癥,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會被從輕或減輕處罰。
2月15日,王文英出院后在侄子王杰的陪同下向公安局信訪辦遞交了刑事諒解書,在村委會里,親屬和莊鄰等50多人聯名簽字按手印。
56歲的吳承國是王德來家鄰居,年輕時跟王德來一起干過活,他認為王德來最大的矛盾就是不能順其自然。“有點愛吹牛說大話,老說兒子在美國怎么有前途。如果王勇博士讀完了,父親要兒子回國,不在美國闖蕩,也許就不會出現這種局面。”
吳承國說,林橋村像他這樣一家四口全都工作的有很多,每年凈收入七八萬元以上,家家戶戶開始買小車,蓋小洋樓。而反觀,王德來家的電器依然是老舊的臺式電視機,夫妻倆一年毛收入不到3萬元,唯一的希望是王勇在國外能有出息。
親戚們對王勇的印象是聽話、內向。王勇讀大學時為減輕家庭負擔,找了多份家教。本科畢業后,想要出國深造的王勇得到好幾個學校的錄取通知,但他最后選擇了提供全額獎學金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
4年前,讀博士期間的王勇回國時,他的大堂哥王強就能感覺,他有點不開心。王強后來打聽到,王勇在美國所讀的專業不是他理想的專業,而且碩博連讀本來是五年,但因為導師調離崗位,使他多讀半年,產生了一定的經濟負擔。王勇剛去美國時候的心態是興奮好奇的,但后來越來越感覺孤單,他嘗試追求一個女孩,卻失敗了,曾經郁悶了三個月,他發現自己的心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低落一次,特別是壓力大的時候。
2013年3月王勇進入英特爾公司,工作崗位是浸入式石印掃描儀工程師。王勇表示自己雖然能勝任在英特爾的工作,但依然感覺有壓力,有的是來自于同事間交流的壓力。“我們幾個人分一小組工作,每個人都有負責的地方,怕出錯,需要二十四小時待命。”他幾乎沒有娛樂的消遣,周末一般在公寓自己的房間里看看物理專業書籍,或者擺弄成堆的計算機芯片。
當他漸漸感覺自己周期性的郁悶時,也沒有嘗試跟朋友交流,因為在美國“大家在一起的時候,盡量表現出最好一面。”
北美華人論壇上一位網友認為王勇的心理在留學生中較普遍,他建議“回國切莫說自己是國外回來的,要不然的確是要被人鄙視的。我回國已經被親戚朋友慰問個遍了,都說留學花錢無收益,問我境況如何,我說是啊,現在在美國公司毫無前途,一塌糊涂,生不如死。于是有好心人表示是不是需要他們幫助打通關系找工作,我說萬分感謝。但是這樣雪中送炭的人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