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艾米·舒爾曼（Amy Schulman）還是個就要在法庭首次作證的年輕律師。她比約定的時間早到了一個半小時。此間，她準備了記事貼和提綱，以防過于緊張忘了該說些什么。可是，當作證開始的時候，她坐著的椅子突然倒向后面，裙子蓋住了她的頭，兩腿伸向空中。
舒爾曼很快爬起來繼續工作，她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同事看著她的每個動作。為了通過顯得更高大、更有氣勢而使證詞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舒爾曼將旋轉座椅調整到了更高的位置。可是，她把座椅旋轉得太多了，椅子的坐面與底座完全脫離了。她從中得到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教訓：做本色的自己。現已擔任制藥巨頭輝瑞公司（Pfizer）高級副總裁和法律總顧問的舒爾曼在“第12屆商界女性沃頓年度研討會”（the 12th Annual Wharton Women in Business Conference）上，和與會者分享了這個故事以及有關職業生涯的其他見解。
舒爾曼曾是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的一位律師和合伙人，兩年前，她加盟輝瑞制藥公司，并在該公司2009年以680億美元購并惠氏制藥公司（Wyeth Pharmaceuticals）的過程中負責領導法律團隊。去年，《國家法律雜志》（The National Law Journal）將她評為“最有影響力的法律總顧問20人”（20 Most Influential General Counsels），同時，《福布斯》（Forbes）雜志將她列入“世界女強人”（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Women）榜單。這樣的職業生涯路徑似乎暗示舒爾曼一路順遂，意味著她始終都能完滿完成工作。然而，正如她自己坦承的，舒爾曼也曾屢次犯錯，不過，她還談到，自己學會了接受事實并能從中學習。一路走來，舒爾曼已經升遷到了一個自己初出茅廬時從來都不曾想象到的職位。
1979年，少女時期的舒爾曼認為，她的一生會用在管理農場工人上。但是，她家庭中的兩代女性已經為她鋪就了一點兒通往法律職業生涯成功的路徑。她祖母家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供女性上學，所以，舒爾曼的祖母成了一名法律秘書，最后，與她的老板——一位聯邦法官——結婚。舒爾曼的母親20歲結婚，有兩個孩子，離婚以后，在45歲的時候去法學院讀書。舒爾曼則在28歲的時候去耶魯法學院（Yale Law School）求學，大約二十年之后，她升遷到了輝瑞制藥公司目前的這個職位。
在步步升遷的過程中，舒爾曼學到了取得成功的寶貴成功。她強調說，其中一點是，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無需去奮力爭取完美，因為沒人能始終正確。關鍵是承認失誤，并利用這些失誤讓自己成長，不要因為擔心顯露缺陷而畏首畏尾。此外，舒爾曼還談到，雄心勃勃的女性會按“好女兒”（dutiful daughter）的模式行事，并想把雇主希望的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舒爾曼承認，當自己還是一位青年律師的時候，也曾有過同樣的心態。“我非常害怕如果有人知道我并不完美以后就會立刻被踢出去。”她談到。“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準確’就意味著你不能犯錯誤。”
可是，舒爾曼指出，這樣的完美主義心態會束縛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因為人們失去了從犯錯誤中學習并走向成熟的機會。舒爾曼談到，當犯錯誤的時候，人們傾向于要么對其視而不見，要么希望沒人注意到這些錯誤，還可能認為這些錯誤太顯眼了，所有人都會看到。她建議聽眾，要力求取得一種平衡，要按照錯誤的性質來判斷它們，不要忘了，任何人都會犯錯誤。“能說出‘我犯了個錯誤’是需要一定的成熟程度的，我認為，對我們中間那些一路成功走來的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我們確實很想確保自己的所有工作都完美無缺。”舒爾曼指出。
舒爾曼認為，比起男性來，女性還傾向于將某個情境的動態“內在化”（internalize），她談到，減少這種心態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她很清楚：在自己的職位一路升遷的過程中，不但男同事比女同事更多，而且她還養育著三個兒子。這樣的歷練讓她認識到，當男性輸掉一場比賽時，他們會說，場地太濕滑了，或者會埋怨裁判完全不公。但是，女性則會說：“我讓每個人都感到沮喪。我并不認為在如此濕滑的場地上我不能做得更好。”她談到。“這就是‘內在化’和‘客觀化’（externalize）之間的區別。”
舒爾曼談到，女性和男性會以不同的方式解讀同樣的信息，要想在職場中茁壯成長，認識到這種差異是至關重要的。舒爾曼回憶了自己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時的情形，那家事務所的老板不怎么愛對員工的工作提出表揚，因為那就是他們的風格。所以，在對事務所合伙人的工作進行評估時，他們告訴正處于職業發展中途的女性律師，她們的工作還不錯。那些女性的反應是驚奇和失望。“（他們說我們的工作）‘還不錯’？只是還不錯嗎？‘還不錯’到底是什么意思？”舒爾曼談到。但是，男性律師則會以更積極的心態來理解同樣的信息，他們認為，“我所有的工作都不錯！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了！”舒爾曼說到，后來，當男女雙方對工作評估的結果進行比較時，男性會炫耀他們得到的一流評估結果，而女性則告訴他人，自己的工作被評價為中等。事實上，雙方獲得的是同樣的信息。
舒爾曼認為，女性對信息的這種錯誤解讀方式，是很多女性律師在幾年之后就能成為合伙人時卻離開了事務所的原因之一。公司常常將這種類型的辭職歸咎為女性員工對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取得更好平衡的渴望——而繁忙的律師事務所往往無法提供這樣的平衡。但是，舒爾曼談到，針對這種類型辭職的這種自圓其說的反應雖然可以讓公司擺脫困境，但實際上，公司應該檢視人才外流背后的所有原因。她告誡說，律師事務所不應該認為，人們選擇離開是因為“沒有社會背景的原因，不應該認為所有的女性都更愿意呆在家里享受平衡的生活。”
不存在完美的平衡
另外，舒爾曼還談到，想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只是一種幻想。在生活的不同階段，一方面總會比另一方面有更緊迫的需求。“它們永遠也不可能達成平衡，因為無論在什么時候，你都無法為兩者賦予完全相同的權重。”她談到。“如果你試圖同時應付兩方面的需要，那么，你就會成為那種眾所周知的家長：在孩子比賽的足球場邊，一直在用黑莓手機（Blackberry）撥打電話的母親，實際上，你的行為欺騙了雙方的需要。”
舒爾曼談到，女性應該認識到，無論在什么時候，你做出的任何選擇——不管是與家人共度更多的時光，還是接受一個意味著工作時間更長的升職——都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要對在家庭和職業生涯之間做出的選擇保持不偏不倚的開放心態，要認識到，這些選擇是可以改變的。一旦做出了選擇，就要平和對待。“毫無疑問，我現在并不是那種讓自己完全居家或者部分時間留在家里的家長和母親。”舒爾曼談到。“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成為一個更好的家長、母親和妻子……我本來是可以成為另一個人的。”
但是，選擇專注于自己的職業生涯而不是家庭，并不意味著要為工作做出不必要的犧牲，舒爾曼指出。當舒爾曼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是華爾街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的中層律師，而且有望成為該事務所的合伙人。她休了13周的產假，但是，她越發擔心的是，因為自己不在事務所工作會被人們淡忘。所以，當舒爾曼最終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她決定要有所表現。這也是她很快就同意代表其客戶德蒙特食品公司（Del Monte）去菲律賓的原因所在，該公司有些涉及到香蕉種植園的案件需要處理。“我并不一定非去不可，不過，我當時并不清楚這一點。我想，我必須要表明，我已經完全回到了‘賽場’。”她談到。“好了，把我送到菲律賓吧，沒問題！雖然我正在哺乳期，不過沒關系的。”
舒爾曼談到，現在，如果某些工作需要她的某些員工做出同樣的犧牲，她會選擇讓她們與新生兒呆在一起的。只有當情勢處于非常關鍵的時刻，她才會讓她們在假期結束之前回來工作。舒爾曼建議，女性也應該兩者兼顧：允許自己休一段假期。
到生育第三個孩子的時候，舒爾曼已經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了。因為她只能負擔一個保姆的費用，所以，她自己把最小的孩子帶在身邊。但后來，有些事情讓她感到困擾：“我實在看不出下一個10年會是什么樣子。我覺得可能會和現在的狀況差不多。”舒爾曼談到。“所以，當輝瑞制藥公司有這樣一個工作空缺時，我認定，這會是一個比我現在所作的工作更有樂趣的工作。樂趣的確是個恰當的詞匯。”
舒爾曼談到，無論你選擇做什么，職業生涯最終都應該給你帶來滿足感，都應該能喚起你的熱情。當舒爾曼為某個職位面試應聘者時，她尋求的一個重要品質就是熱情。沒有表露出多少熱情的律師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他們只是想利用在輝瑞制藥公司工作過的履歷來豐富自己的簡歷。舒爾曼更喜歡那些對公司和工作表現出真正興趣的應聘者。“接受挑戰的意愿以及重塑自己的意愿，認為工作樂趣非常重要的心態，是工作最強大的驅動因素。”舒爾曼談到。“去尋找那些讓你激動不已的工作吧，不要為自己的真情流露感到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