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我們的大城市更多將結合新加坡的組屋經濟房、廉租房、共有產權房、限價房等等多種組合,將房價壓制在一個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如果再算上存量房將實施的房產稅制度,這兩方面將組成一個比較嚴密的長效機制,將房地產這個瘋狂的產業鎖住。
6月5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發布通知,明確提出政策性住房將對符合條件的居民實行優惠政策,其中,規定大學本科以上人才可以同地段商品住房6折左右的價格購買人才住房;符合收入財產限額標準等條件的戶籍居民可最低以同地段商品房5折的價格購買安居型商品房。
一線城市紛紛實行多種保障房組合
深圳將針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專業人才等各類群體,著力構建多層次、差異化、全覆蓋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并計劃將住房分為市場商品住房、政策性支持住房、公共租賃住房三大類。
依據計劃,到2035年,深圳將籌集建設各類住房17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于100萬套。
深圳的這些決策,可以稱得上是1998年以來的房地產路線的一次大調整,但在一線城市里,并不是單獨的新聞。
去年北京土地市場的住宅用地,總計規劃面積超過800萬平米。但仔細算來,這些土地幾乎全面“限制化”。其中占主體七成多的是持有型租賃用地、共有產權房、限價商品房三大類。也就是說,只剩下不到30%的純商品房。
北京如此,上海也快速跟上。上海市市長應勇去年就表示,浦東組團的大片土地大約900萬平米,都要建成租賃住房,形成規模效應——“十三五”期間,上海要新增供應70萬套各類租賃住房,這是個非常龐大的規模,如果全部實施,意味著上海樓市的純商品房只會占很小的比例。
也就是說,在一年的時間里,京滬深三個中國一線城市,已經按照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來做了。
這個新的住房框架制度,意味著一線城市地產市場將會發生根本性改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大城市更多將結合新加坡的組屋經濟房、廉租房、共有產權房、限價房等多種組合,將房價壓制在一個比較有限的范圍內。
在增量市場,單一產權為主的商品房的主體比例將大幅度下降,各種形式的保障房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主體。如果再算上存量房將實施的房產稅制度,那么,這兩方面將組成一個比較嚴密的長效機制,將房地產市場控制住。
一線城市樓市供給側改革時代到來
這種局面下,房地產行業的各個相關方都將受到沖擊。比如,快周轉模式將失靈,很多將自持;高利潤模式將式微,做保障房不可能有高利潤;拿地的條件更加苛刻,開發商更多將扮演建筑商的角色,把房子蓋起來交給政府去分配;而購房者們只要符合條件,首先肯定不是急著買昂貴的商品房,而是輪候福利房,等著抽簽選房。
如果這些措施得到有效實施,那么一線城市樓市多元供給側改革的新階段已經快速到來,而且在京滬深都已獲得突破。
但一些開發商們似乎依然沉浸在目前的地產熱潮中,拼命追求規模,沒有什么大的轉變。要知道,與香港的地產寡頭相比,福利房占絕對供給主體的新加坡幾乎沒有大型開發商。
二十多年前,我國在房地產發展初期,曾大量借鑒新加坡模式,比如住房公積金制度,經濟適用房制度等等,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還是偏向了香港模式。尤其是在土地出讓方面。
這樣的制度安排,導致二十年來盡管調控不斷,但是房價依然高企,甚至是越調越高,房地產對實體經濟的壓力越來越大。此時,選擇一線城市為突破口,吸取二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回歸新加坡模式,對房地產實行多元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
用增加福利房的辦法來消除樓市泡沫
目前,中國的地產泡沫還比較大,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房價高企,對一線城市的發展也不利。對一個城市來說,房價越高,就越不利于對城市發展至關重要的青年人安家落戶,這無疑使得其在吸引人才方面大打折扣。
而治理樓市泡沫,需要一個過程。在當前形勢下,不能下太猛的藥,用大幅度增加福利房的辦法,讓價格在福利房范圍內有明顯回落——就如深圳的五折六折房,實施兩條腿走路,對商品房的沖擊也沒那么大,有利于慢慢消除泡沫,降低金融風險。而于一線城市而言,還能降低城市門檻,吸引更多人才進入,給城市注入更多發展的活力。
當然,轉型是曲折的,中間要有大量細節需要重新安排,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唱主角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角色如何轉變,如何承擔土地出讓、規劃設計、房屋建設、產品分配、未來流轉等職責,尚需一整套完善的接地氣的實施制度。這是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要做到的,也是樓市長效機制的根本所在。(來源:新京報)